上诉人：李某，男，1977年7月7日出生，汉族，家住江苏省某处。
上诉人李某因涉嫌盗窃一案，不服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9）某刑初字第XXX上诉请求：
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判决上诉人李某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某参与合谋，共同窃取他人银行卡内钱款的事实，“有被告人刘某的供述予以证实，还有被害人的陈述、银行提供的借记卡明细对帐单及帐户明细查询、当庭播放的录像，以及被告人王某、李某供述在案”，显然证据不足。
1、一审法院所依据的证据，除被告人供述之外，被害人陈述、银行提供的借记卡明细对帐单及帐户明细查询、当庭播放的录像，只能证明上诉人李某确实去取款机进行取款50000元，这一点上诉人在供述中一直承认，但这些证据并不能认定上诉人李某是参与预谋，明知犯罪而参与其中，也不能排除上诉人李某是被利用、被蒙蔽代为取款，对事先参与预谋没有任何证明力。
2、三被告人的供述反反复复，并在庭审中再次推翻原来供述，确认上诉人李某并没有参与预谋。
被告人刘某、王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一直否认李某取出的50000元钱，目的明确，就是希望50000元的罪责由李某个人代为承担，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指认李某参与犯罪，因此供述李某在来上海途中参与预谋。事实证明，两被告人是不实供述，50000元李某取款后，就立刻转交。因此，两被告人为逃脱罪责，虚假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被告人刘某、王某在法庭调查阶段，都推翻了原有供述，说上诉人李某并不知情，只是帮助取钱，被告人李某也在法庭调查时坚持以往供述：不知道李某是不是参与，也没有听到过被告人刘某、王某和李某说起骗卡取钱的事情。
而由于被告人刘某、王某庭审反供、主审法官多次以认罪态度不好为由，对三被告人反复批评教育。而本辩护人认为，三被告人在庭审法庭调查中的陈述是真实可信的，被告人刘某、王某原是心存侥幸，随着案件审理进程，确定50000元罪责无法逃脱后，改变了原先嫁祸上诉人李某的供述，也符合第三被告人李某的原有多次供述。
二、本案李某取出款项50000元及被告人刘某转帐后取出3000元，共计53000元，扣除途中花销后，被告人刘某、王某、李某各得赃款18000元，而李某没有参与分赃，对于这一节事情，一审法院没有认定。如果李某参与共同犯罪，犯罪动机必然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冒险参与犯罪，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因代为取钱，而获取非法所得。这一事实和李某参与预谋、实施犯罪的认定，显然自相矛盾。
从李某介入此案的经过来看，被告人刘某、王某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赁汽车前往上海，在租车前，就已经和被告人李某达成预谋，李某是在汽车租赁公司的介绍下，为三人开车，共同前往上海。被告人李某介入此案，纯属巧合。此前，因刘某朋友结婚向汽车租赁公司租车，由李某驾驶，两人一面之交，但并不相识。而李某和被告人王某、李某，都是第一次见面，完全陌生。而从被告人刘某、王某选择近亲属李某作为同伙来看，是相当谨慎的，因此，对于三被告人来说，将即将实施的犯罪计划告诉一个陌生的司机，显然不符合常理。
三、《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一审法院仅凭其他三被告人反反复复的供述，而没有任何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草率认定上诉人李某参与预谋、共同实施犯罪，显属错判。
四、退一步来看，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认定事实，对上诉人李某明显量刑过重。
1、如上诉人李某明知而故意代为取款，但上诉人李某并没有事先参与预谋，而是在其他三被告人已经预谋完成后，以租赁司机的身份介入此案，其行为的主观恶意与其他三被告相比，明显较小，没有主动犯罪意识，属被动介入。
2、上诉人李某在此案中所起作用显著轻微，在犯罪过程中，银行卡一旦被骗成功，且取得密码，由谁去取款，并不是取得钱款的关键问题，且据其他三被告人供述，在之前已经作案几起，李某均没有参与，由其他三被告人共同完成骗卡、取钱的全部过程。
3、上诉人李某没有参与分赃，没有谋取任何非法利益，也应作为量刑的考虑之内。
4、本案其他三被告人均属社会无业人员，而上诉人李某有正当职业，除从事收购、批发农业品生意之外，兼职为汽车租赁公司作司机，一贯勤劳本分，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因此，一审法院即使认定李某参与共同犯罪，也应当从事先是否参与预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有没有参与分赃，一贯表现，以及对社会危害性等各方面综合考虑，一审法院对李某的量刑明显过重。
以上上诉意见，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此 致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