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刑辩律师多年，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还真不少。
一个月前，我在上海某法院开庭，为一起诈骗案件的第一被告人辩护。
第二被告人的律师在发言过程中，突然话锋一转，给第一被告人当庭做起了说服教育工作，说“你的律师应该为你怎么怎么辩护”。
见我立即向审判长示意反对，该律师才没有长篇大论地继续发挥。
庭下律师之间寒暄，我问，在上海，律师出庭怎么辩护，需要向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律师请示、汇报吗？
他坦然应对：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原来，他认为律师不能只向委托人负责，不能只向法律和事实负责，还应当听听同行的意见。
刑辩律师，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后，双方就建立起了合同关系。
对委托人，刑辩律师有什么义务？需要尽什么责任？可以参照合同法的规定，也可以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由刑辩律师与委托人双方自主协商决定。
无论法律怎么规定，无论合同怎么约定，刑辩律师注定都要向委托人负一定的责任。顾客是上帝，这话对刑辩律师一样适用。
但刑辩律师与其他领域的律师不同，他虽然与委托人签订了合同，服务的对象却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辩律师如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这首先要看法律的规定。
委托人的要求，只有在不违背法律对刑辩律师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够约束刑辩律师。不要说是委托人，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也不能超越法律对律师的要求，让律师超越法律为自己辩护。
在这里，律师要对法律负责，而法律是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上的，律师当然要对事实负责。
在法庭上，刑辩律师往往会说，受某某人委托，依照事实和法律，为某某被告人辩护。可见，应当向谁负责，刑辩律师自己一般还都是很清楚的。
但有些情况下，这么清楚的问题竟然也能让人产生误解，尤其是律师同行的“误解”，我很是惊讶，也甚感汗颜。我曾代理过一起盗窃案件，开庭前，法官问我“被告人是认罪还是不认罪”，我说庭审前会见被告人时我向其了解一下。
会见时，被告人不认罪；同时，案件材料也确实存在很多矛盾和疑点。庭审过程中，我自然要替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当被告人在法庭上不认罪时，法官对律师的态度马上转变；当律师作无罪辩护时，法官的态度愈加严厉。
在庭审后，我不断与法官联系，询问案件的情况，法官说案件还没有结果；有一次，法官的书记员接了电话，告诉我这个案件早就宣判了，而此时早过了上诉期。
我打印出电话清单，清单显示，宣判前一天和宣判后第3天，我都曾经联系过法官。
我找到法官，她看过电话清单后，一脸笑容，极力肯定律师的辩护水平和效果，对宣判没有通知律师一事一再道歉。
无意中，她透露出了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说服被告人认罪？
我一时无语。难道刑辩律师还有这种水平，可以抛开事实全权掌控着让被告人认罪或者不认罪吗？
看来，做刑辩律师多年，可以见识的让人“大开眼界”的事情还真是不少呢。
话说前不久，四川省律协起草了《关于建立异地办理刑事案件备案制度的意见(草案)》，对刑辩律师“关爱有加”，具体到刑辩律师的辩护观点都在律协和律师事务所的关照之下。
如果说律师之所以愿意向委托人负责，是因为收了委托人的代理费，要按合同尽职尽责；但律协没有收到委托人的好处，为什么这么主动呢？有什么目的呢？
更不好理解的是，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深入所有的案件材料，一次又一次会见被告人，参加庭审与公诉人激烈辩论，一个又一个程序之后，才能逐渐把握住全部案件事实，才能最终形成有事实、法律依据的辩护意见；而律协和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单位，最多是审查一些书面材料或者是听一些汇报，我们可以展开最丰富的想象，他们的意见比律师的更可靠吗？
好在这只是一个草案，并且最终没有通过，否则，我真替四川律协担心———这么多律师，这么多需要备案请示的案件，律协有多少人，还不都得被累趴下了？
再说了，如果律师听从了律协的安排，最终委托人对案件结果不满意，律协还得负责出面给委托人做工作吧？
当然，这仅仅局限于具体的辩护意见方面。作为律师的协会，如果律协想多为律师提供一些服务，多尽一些管理职能，肯定不会有那么多律师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