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元月三日是元旦放假的最后一天，考虑到往后的工作，加上比较忙，在前两天做好新年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今天本计划安排在家里做几个案件的文书事务。上午给朋友写了个《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书》并校稿完。中午吃了饭则准备起草就办一个刑事案子要准备的《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申请书》。刚梳理了这个案件相应材料，并初步分析材料正准备开始写的时候，一个咨询电话打了进来，说是他的哥哥被刑事关押两个余月至今没有音讯，家里甚是很着急，想得到我的帮助，并让她的家人给我打电话。
不一会儿她母亲如约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讲到她的儿子多年前参与他们本地比较有名的“黑大哥”在山上一起赌博放水，赚了点钱后自己开设赌场。几年前儿子洗手不干了，在家结了婚并当了村长，日子本过的相当不错，也得到很多村民的认可。前阵子被几个便衣警察带走至今没有音讯，快过年了很是着急。
电话里聊了一下子她谈到费用的问题，以这个费用问题是很敏感的，于是我说你到我们所里来下，见了面你认可我这个律师再谈费用，没有认可前谈费用没有意义，你可以请其他律师。她即说在家里带孩子，又晕车不能来，要求我到她家会见，想到那边有个兄弟在，我就答应去了。挂了电话，我就跟我兄弟联系，他很热情地说带我一块儿去，于是他叫人开着车一块到了她的家里，到了她家安排吃了个很简单的饭。
这个事在她们看来肯定是大事，她认为自己不能决定，于是叫上她的儿媳妇和几个较亲密的男性亲戚一块来谈。我后来知道，他之所以让我去她家，是不相信我，而让她的亲戚来把关。等了好一阵子她的几个男性亲戚过来了，一来其中一个杨姓亲戚（以后都是他讲）就讲共产党是一党专政，她的侄子没有参与砍人等事共产党都整得出来，事发后一直没有走正规渠道不找律师是想找关系把人放出来。现在想到找律师，是想通过律师把他侄子整出来，费用虽然出不了很多，但还是有些钱。
对这些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无论共产党是否一党专政，现在是法制社会，任何人有罪就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谁都开脱不了；如果没有罪，则走到那里都没有罪，律师作为法律斗士，也很乐意为捍卫法律而斗争；第二，我作为律师只能以我的专业、执业道德和努力依法办案，要找关系我没有，您可以别请高明；第三，取保候审我国《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必须符合相应条件才可以取保，如不符合相应条件任何人都办不了。律师通过会见、与司法机关接触充分了解案情，如果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会努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这是律师的职责，如能办成功也是律师我的荣誉；我一向来只合理收费，在收费外不另行收取当事人任何费用，要我通关系办理是属于违法行为，我办不了！在此基础上，我另行强调，法律与走关系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我国目前刑法有较大的自由度，在自由度的范围内如律师努力，再结合一定的熟人或关系，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一味走关系效果只会劳财又害命！！！
我的回答一向比较有条理，一条条的回答，虽然他们会时不时打断的我的说话。听完我的回答，他有些很不太高兴，由此他又向我提两个问题，第一，我可不可以会见他的侄子，会见时要带他们一起去见；第二，如果委托我，我有什么能耐，能办到什么程度，意思还是问我有否能力把他侄子给整放出来。当然，他远远不止这两个问题，并提了些明显非法律专业人士说出来的话来，对他的错误之处我给予解释并纠正。而对这两个问题，我同样一一作答：第一，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律师行使职责的体现，也是律师重要权利，办理相关手续会见犯罪嫌疑人一点儿问题没有，至于带你们一同会见是绝对不可以，这也是违法的，办不了；第二，律师代理刑事案件分为三个阶段，各个阶段所做工作是不同的，我由此一一向他讲解律师在各个阶段律师可以做的工作。至于能耐，律师没有特殊的能耐，只能按上述程序依法办事，要想得到你们放人的要求难度是相当的大，由此我又进一步跟他们讲解为什么贵州地区办理取保候审是相当有难度的。
对于申请取保候审之难，在全国律师界是公认的，这个难度比会见难不知道要难多少倍，能成功申请取保的比率在全国是特别的低。能够申请取保候审的主要是孕妇、重危病人、过失犯罪、犯罪不重的政府人员、轻微经济犯罪和人身伤害犯罪，以及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等。而所有当事人请律师最关心和最希望的就是要求能给予办理取保候审，产生当事人请律师的目的与律师办理取保候审的实际能耐形成巨大的反差。由此，众多当事人认为，律师不能给办理取保候审就是没用的律师、不成功的律师、不好的律师或委托律师没有意义，这就是当事人最狭隘、最功利的理解。
最后他又谈到说他找的关系说可以先做一个病历以保外就医，然后在判决后监外执行。说来说去的，还是要他的侄子尽快或马上获得自由。这也是全中国人的通病，自己的孩子或亲属不好好教养，对亲属的犯罪行为不给予制止，甚至对有些如吸毒犯罪人家人都要气死，而一旦绳之以法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又不顾一切地想让孩子和亲属能获得自由，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真不知道这个自由有何意义可言。对这些问题，我也给予作答，所有犯罪嫌疑人关押前都会做身体检查看是否符合关押条件，不符合的看守所是不会收的，而看守所不会收也会转如公安司法医院就治，不是一个假的病历办得了的。即使保外就医在程序上也是相当严格的，而监外执行则更难、程序更复杂，何况在这个人人自保、人人都怕丢饭碗的政府体制里，中国所有犯人中监外执行的比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监外执行也应以良好的辩诉效果和判决为前提。
对这些事情给他们作答后，我已感觉很累，并对他的这些问题有点儿烦，心想要是他本人或他孩子的事情，我早就不客气地走人了，在我看来跟这种当事人打交道，案子不做也罢。最后谈到费用的问题，他们认为太高，由此我就立马闪人了，不想由此再浪费更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根据我在贵阳的办案经验，对涉黑的案件，除法律明文规定外，办理取保的可能性绝对是零；就算是律师会见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这样的案件本身办案警官就比较忙不会太配合，甚至来个贵州地区内部特有的三不准，则律师会见就根本上不可能。同时，对这样的客户，他们对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预想期望值相当的高，一般这要瓣客户是不好缠的，要他点钱他可能会要我的命，所以不接我还更加清静，并有时间专心研究刑事实务问题。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生感慨，在贵州这个地方，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意识是很差的，在我所呆或接触过的城市当中，我认为贵州是最差的！贵州打麻将、请客吃饭喝酒，走关系成风，不管大大小小的事，当事人都想方设法请客吃饭走关系，在万不得已才会想到去找律师。而在我看来，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应第一时间找律师才能把握主动性，如果拖延反而于事无补，甚至对犯罪嫌疑人有害，一旦犯罪嫌疑人久未见到家人或律师，则其心理防线为彻底崩溃，则后果不堪设想。在贵州众多当事人因病急乱投医，花了众多冤枉钱是不计其数。对身在贵州这样的城市，我一直在斗争着、抵制着，不沾麻将、尽量不接受或参与请客吃饭。我很清楚，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改变外部环境，除了改变自己外就只有一直斗争下去。我希望贵州人们的法治观念会越来越强，希望每一个律师担当起法治宣传的责任来并积极努力，而不做有损律师形象的言行来，如果一个律师以关系接案，向当事人宣扬关系，这样的律师应被钉在律师道德“耻辱”绞刑架上。
在期间，我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刑事辩护律师，在代理经办刑事案件中，如何获得或争取更多的主动权，以能为犯罪嫌疑人争取更多的权益，获得最佳的辩护效果进行有思考，我会为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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