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依法受上诉人刘某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 律师为其被控贩卖、运输毒品罪的二审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会见上诉人后。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刘某在本案中明显处于受雇、从属与帮助的角色，一审判决认定本案三被告角色与地位相当错误，没有根据案件客观真实情况作出认定，在此基础上对上诉人刘某作出罪责刑不相适应的过重刑罚，这也是上诉人刘某提起上诉原因。针对上述观点，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切实履行律师的辩护职责，辩护人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论证上诉人刘某的从属地位，请法庭给予考虑并采纳。
一、从时间经过来看
根据本案的所有材料，我们可以确定以下日期是本案事实经过的时间线索：在黄俊某无事可做的情况下，2008年7月11号徐某让黄俊某去瑞丽，7月15号黄俊某从四川省乐山市到达瑞丽。黄俊某到达瑞丽后告诉徐某瑞丽什么都不好做，只有毒品便宜可以赚钱，由此徐让其落实卖毒品的人并委托黄俊某帮买毒品，由此黄俊某与徐某已完成策划实施毒品犯罪的分工。
通过对本案发生时间的梳理，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刘某并不是第一当事人，而是在被告人徐某、黄俊某与邓某策划、实施毒品犯罪后期才从山东来到瑞丽，其并没有参与前期的行为，而前期阶段毒品买卖几乎完成，上诉人刘某的辅助、从属作用非常明显。
二、从资金来源上来看
既然是贩卖毒品，首先要有毒资才能购买毒品用于贩卖，本案毒资的主要来源与去向如下：2008年6月底被告人黄俊某因父亲生病向徐某借钱2000元，7月11号徐某让黄俊某来瑞丽做事并给黄路费3200元。7月15号黄俊某来到瑞丽徐某给黄俊某汇钱1000元，其中一部分钱黄俊某用于购买毒品自吸，7月17号徐某又汇给黄俊某4000元要求其帮买一条2000粒麻古，黄俊某用其中2800元交给邓某买了两包麻古。
从上诉资金来源与流向可证明，资金来自徐某，资金使用与支配人则是黄俊某。上诉人他卡上的钱也是徐某给的，包括差旅费也是徐某支付的。由此，上诉人刘某并不是本案主谋，不是毒资所有人，也不是资金支配使用人，真正的主谋是徐某与黄俊某两人。上诉人刘某在毒资这一情节上，只是一部分毒资经过上诉人账户而已，其从属地位也相当明显。
三、从毒品交易与运输过程上来看
认定三被告在本案的角色与地位，其中另一个重要情节就是在毒品的交易与运输过程中，三被告人的参与程度与参与事项。根据本案证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首先是黄俊某找到邓某买毒品，第一次黄让邓某买10颗自己吸食，第二次让买了500颗，第三次黄俊某让邓某买10粒，邓某买了20粒一起吸食。通过本案证据可知，上诉人参与毒品交易与运输的情况有限。
首先，从黄俊某、徐某与刘某等关系中可知，刘某不系本案的老板，也不是出资人。本案的主谋是黄俊某与徐某，徐某是真正的毒品出资人与毒品交易指挥者，而黄俊某则是具体的实施者。而在黄俊某与刘某的关系上，从刘某参与时间以及法庭对邓某的当庭供述“刘某听黄俊以的”，更可以证明刘某属于协从黄俊某的地位。黄俊某并有“跳掉”徐某单独实施毒品犯罪的可能，邓某证实黄俊某不仅跟他买过两包毒品，还跟别人买过毒品，一审法院对此给予认可。黄俊某也亲口与邓某说他在成都有关系、有消路，邓某能找到多少毒品他都能卖出去。虽然徐某没有抓获，但不能否认其主犯地位。公安与检察机关对“徐某出资，由黄俊某在瑞丽购买毒品运往成都贩卖”也给予确认。
其次，刘某是7月23号才来到瑞丽，作为一种秘密交易的毒品，刘某不可能很快找到卖家，只有黄俊某具备这个条件。在整个买卖毒品过程中，邓某供述其只认识黄俊某，只跟黄俊某接触，不认识刘某没有跟刘某说过话。至于毒品，刘某供述具体都是黄俊某负责，其并不知具体情况。岩汉27号到酒店时已看到包好的毒品摆在桌子上，与刘某供述一致。至于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毒品很清楚，只不过主要是黄俊某包装毒品时，上诉人刘某帮其剪过胶带，所以才清楚。
第三， 从公安抓获经过看，
第四，从三人的供述以及结合相关证据可知，黄俊某的供述与辩解存在推卸责任，将主要责任嫁祸于刘某的事实，其供述可采信度低。在本案整个毒品犯罪过程中，可以确认的事实是：上诉人刘某只与黄俊某取过一次购买毒品的钱，与黄俊某一起去买包装毒品的胶带并协助包装，以及在黄俊某将毒品交给岩汉后紧跟着岩汉。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刘某在本案的从属地位相当明了，一审法院认定刘某在本案中的作用与地位与另两被告人相当，应当承担相当法律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对其作出与黄俊某相同的刑事处罚违背了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在此，请求二审法庭根据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在认定本案事实的基本上，根据《刑法》第27条，给予上诉人刘某从轻、减轻处罚处罚。
谢谢合议庭！
此 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
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