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人杨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杨某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和合同诈骗罪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即行会见了杨某本人，向其了解本案的基本案情。在此基础上，到法庭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参与本案的开庭审理。为依法行使辩护职责，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辩护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并结合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杨某在破坏林地上不起主要作用，不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1、当地村民长期非法开采助长了此次破坏林地行为。长期以来，修文县龙场镇高仓村响鼓坡铝土矿矿山（以下简称“响鼓坡矿山”），均有村民非法采矿 ，尤其是宋某和宋某儿子父子，自案发时都还在矿山非法开采矿石，破坏林地。而李某等人在向施工队介绍矿山情况，以及施工队现场考察时，因看到村民在采矿又不明真相，给了施工队一种矿山是合法、可开采的假象。正是村民这种长期的非法开采矿石行为，不仅毁坏了相应林地，还误导了各施工队前来承包并实施毁林开采活动，可以说这种现象是导致此次毁坏林地的主要诱导因素，并起了很大的作用。
2、宋某应当对毁坏林地行为承担主要、全部法律责任。上述提到，宋某除多年非法采矿并破坏林地外，之所以造成此次林地大面积破坏，与宋某存在最直接的关系，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第一，宋某作为非法采矿的“老矿主”，其明知矿山开采需办理林地征占手续，为了获得个人利益，硬将矿山转让贵州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致使某公司将矿山开采施工程发包给海南某工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工程”）后，施工队开始大面积破坏林地。在林业管理部门制止后，宋某仍然以个人利益为重，明知会使矿山林地再次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又将矿山再次部分股权再次转让，与海南某工程共同开采响鼓坡矿山矿石，之后参加矿山开采的开工仪式，导致林再次大面积破坏。
第二，根据某工程与宋某签订的《矿山入股经营开采协议》、《矿山退股协议》，协议明确约定，无论宋某是作为矿山的合伙人，还是矿山转让方，都应为某工程办好矿山所有开采合法手续，包括林地征占手续，否则，一切责任由宋某承担。根据公诉机关的财务报告，以及宋某当庭陈述可知，在签订协议后，某工程向宋某支付57万元办理矿山手续的费用，在收取费用的半年多时间里，宋某不仅不履行办理矿山开采手续的合同义务，还与某工程公司共同开采矿山，抢占资源，这不能不说在破坏林地上，宋某应当承担主要、根本责任。
第三，在林业管理部门多次向宋某、宋某儿子宋鑫下达制止矿山开采破坏林地的整个过程中，宋某并没有制止施工队的开采活动。反而在施工队停止开采的时候，向李某、施工队等保证承诺，要求李某、某工程向扎佐林场交100万元就可以继续开采，让施工队和某工程信以为真。为了能继续开采，某工程于是向扎佐林场交100万元，施工队进而继续破坏林地，到最后制止。可以说，宋某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继续欺骗施工队和某工程，以保住其1000多万元既得利益，而这却造成林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破坏，不能不说毁坏林地的法律责任应由宋某承担。
3、杨某的工作主要是象征性，没有实施毁坏林地的行为。杨某作为某工程的法定代表人，前后六次因矿山事务到贵阳修文县，上响鼓坡矿山仅两次，一次与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时上矿山考察，一次是出席矿山开采开工仪式，可以说杨某在矿山所实施的所有工作都是象征性、代表性的。在整个过程中，杨某不仅没有实施破坏林地的行为，更没有指使、安排他人实施破坏林地，也不知道林地破坏面积多大，哪些人实施了破坏林地的行为。最主要的是，杨某一直要求李某等人，合规、合法经营开采，督促他们完善矿山开采手续，主观上并没有想去破坏林地，对破坏林地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更是迫不得已。虽然杨某多次督促李某、宋某尽快完善矿山开采手续，而宋某、李某有意不执行，与杨某唱反调，才造成今天事与愿违的毁坏林地后果。
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证据不足
虚报注册资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被告人使用了虚假的证明文件，或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登记。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虚假证明文件”是指与虚报注册资本有关的文件，具体而言，就是使用虚假的验资报告、评估报告申请注册登记。结合该规定和本案事实，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某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显得证据不足。首先，海南某工程在申请公司注册登记时，出资货币是实足货币，验资报告完全真实，出资的3100万元也完全真实，并没有采取虚假的验资报告申请注册登记。公诉机关仅以海南某工程财务审计鉴定报告所述，海南某工程公司资金流转不正常为由认虚报注册资本，明显证据不足。海南某工程公司资金流向不正常，正是证明海南某工程公司有资金，只是可能在公司资金管理上存在不足，而造成资金流转不是很正常。
其次，在成立公司过程中，被告人杨某为了避免麻烦省事，委托专业的代办公司代为申请注册，其中的验资、申请注册等全部由代办公司负责办理，被告人杨某并没有参与办理公司成立时的具体事务。也就是说，如果公诉机关指控杨某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则代办公司及相关负责人，作为海南某工程公司的主要实施者和策划者，也应承担刑事法律责任。公诉机关未将其他人或单位追诉，证明海南某工程并没有虚假出资。
三、杨某没有以非法占有他人的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根据《刑法》第224条之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杨某确实以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合同》并收取保证金，但并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1、被告人杨某没有虚构矿山事实与他人签订合同。
杨某从宋某处收购响鼓坡矿山后，为对矿山实施有效开采经营，对外签订工程承包施工合同，这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该矿山项目是完全真实的，无论是原始矿山还是经扩界的矿山，都得到国家国土资源部门的批准认可。杨某本身对该矿山也不太了解，出售方宋某说矿山怎么个情况，杨某也跟他人讲矿山怎么个情况，存在一定夸大的言词只能说是种合同欺诈，目的是想尽快签订合同。至于工程量，辩护人认为，杨某也不存在虚构工程量的行为和主观意愿：
第一，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杨某，他对矿山开采并不内行，该矿山具体有多少开采量他并不清楚。既然杨某及公司将矿山的全部经营管理权交由李某，则具体工程量应当由负责该项目的宋某、李某掌握，不应当由杨某掌握，而且李某和他人签订的合同，到底签订了多少方量，每家签订的方量是多少，甚至与谁签订，杨某并不清楚。
第二，杨某前后才签订两份合同，该两份合同的总方量大大小于矿山实际工程开采方量，其在签订合同时并没有虚构方量或夸大方量。且双方签订的合同，工程量方量与保证金极不相符，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各施工方对此也给予认可，好开采方量只是个大致的约定，并没有很严格规范。
第三，杨某积极努力，通过走关系交扩界费，致矿山面积扩大到0.6平方公里，目的就是让更多施工队有事做。在杨某看来，这个开采面积并不是最终开采面积，而会在此基础上逐步申请扩大开采规模，由此杨某并没有虚构工程量的主观故意，反而为扩大开采面积和工程量努力。
2、被告人杨某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非法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的关键与核心，即合同诈骗罪只有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才构成本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根据施工队维权小组和会计事务所作出的债务清算和审计报告，以及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可知，杨某所收受的保证金确实全部用于矿山正常开支，甚至其本人还垫付一部分费用。也就是说，杨某所收受施工队的保证金，他并没有用于个人挥霍或占用，证明被告人杨某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无认是从行动上还是个人主观意愿上，都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仅这一点就足可以证据，杨某确实是想法把矿山经营管理好，而不是以矿山开采名义骗取施工队的保证金。
3、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杨某或海南某工程有相应的债务偿还能力。
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可知，海南某工程公司、杨某两次与宋某签订协议，海南某工程获得矿山的开采权和矿产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才招揽施工队进场施工开采。而根据响彭坡矿山的储量报告，该矿山控明储量为100多万吨，根据矿石的市场价格，整个矿山开采价值约3-4.5亿元，除去矿石开采成本，返还各施工队保证金是没有问题，具有相应的偿还能力。再者，是否具备偿还能力，不是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条件之一，而应看是否确实实施了诈骗的行为。
4、收取保证金是众多公司的经营融资策略并不等于诈骗。
海南某工程公司确实以通过收取施工队的保证金方式投资经营矿山，但只是一种冒进的投资策略或方式，这是目前众多房地产公司、投融资公司、矿产公司一种普通、通常做法，这样的行为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其次，某工程所收保证金大部分为内部承包，即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的内部协议关系，这种内部资金流转和业务承担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是归同一主体的，性质上完全不是诈骗；第三，根据施工队维权小组提供的资料显示，海南某工程已与各施工队签订多项协议，双方对债权债务进行确认，海南某工程对债权债务完全认可，且用响鼓坡矿山开采作为抵押担保，这也证明双方之间属于纯民事经济合同法律关系；最后，矿山开采经修文县政府积极协调，就重启矿山开采作出重要指示，施工队的债权是完全有保障的。目前，施工队维权小组已在修文县人民政府的安排下，进驻响鼓坡矿山，对矿山实施进场开采，施工队的债权将得到根本解决。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杨某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不持异议，但杨某主观上不希望毁坏林，客观上没有实施毁坏林地的行为，其在毁坏林地上完全起辅助、将要作用，应当给予轻判决。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合同诈骗罪则证据不足，且杨某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更没有用于挥霍，不应当构成合同诈骗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采纳为感。
此 致
贵阳市修文县人民法院
贵州天职律师事务所
温钦友律师
2012年8月30日
